李陀先生一些文学评论文章早些年我看过，想当年，左右派交锋时刻，李先生不甘寂寞，于烽烟快散之际，一声断喝“让争论浮出水面”再起波澜。浸淫文学评论已久的李陀先生，这回用他那炉火纯青的文学描述，构设了一个头脑简单情感丰富的政治评论。
虽然我有思想准备其人是个俗语所说的“老左”，但这文还是令我大感愤怒的。
看开头一些文字吧：
“有两张照片牢牢钉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两个女孩的照片，一个名字是阿亚特-阿克拉斯(Ayat Akhras)，18岁，高中学生。一个名字是安达利布-哈利勒-塔卡特卡(新闻里只有中文译名)，20岁，家住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市附近拜特费贾尔村，身份不详。媒体对她们的介绍很简略，只说前一个女孩在"将要牺牲前不到24小时，她还与家人和未婚夫一起，谈论一定要完成高中学业，毕业后再结婚"；而对后者则说"看上去充满青春气息，对生活充满热爱"。可是这两个女孩分别在今年3月29日和4月12日分别在一家购物中心和一个公共汽车站引爆身携的炸弹，造成共计近百人伤亡的惨剧。毫无疑问，她们是恐怖分子。她们粉身碎骨的目标不是以色列的坦克和大炮，是无辜的平民百姓。但是，我相信，面对这两个女孩儿的遗照，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当我们伸出手指，指认她们是恐怖分子的时候，手指会犹豫，心灵会战栗，不管那是多么轻微，或是多么严重。因为照片上两双美丽的眼睛正凝视着我们，向我们问道：我们粉身碎骨，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目光是严肃的，也是温和的，可这温和的质问却是无形的高压，力重千钧。 ”
恰好的是，前天晚上，我在我们省的媒体上看一则新闻，说以色列打死两个巴勒斯坦人，镜头上放映着两人的遇难尸体，和周围持着枪的以色列士兵，还有切换镜头的激愤的巴勒斯坦民众。
新闻没有说明两人潜入以色列干什么，只是用似乎公正的新闻角度，说着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描述也并非空穴来风，平空造设的事件太过弱智。 “造境”是指生安白造，在媒体发达的今天，用这个方法有越来越大的风险，自从所谓“杰宁大屠杀”后少见人用了。“设境”越来越用得炉火纯青了，“设境”实际上是选镜头，从一系列事情中挑选出来某些镜头，来表达一种观点。有着杀人不见血、进可攻退可守的特效。“设境”关键之处要设置一些民众共知的事情，比如上面的事件，“以色列士兵打死了人”、“两个巴勒斯坦人”、“很多持枪的士兵”、“激愤的人群”，这些事情可以说每句话都是对的，你可以从中央电视台或者纽约时报都可以核实。可以预料，这种镜头切换过来，会起到一种什么效果。
上面的地方电视台相对比某些核心媒体起来，还是没变态到颠倒是非地步的，因为我在这新闻最后听到一句“这两人是潜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士兵”。虽然新闻就此而终，但这一句是致命的。
相比上面的新闻，李陀先生多了几分本行特色，设置的：“这是两个女孩”、“一个女孩在将要牺牲前不到24小时，她还与家人和未婚夫一起，谈论一定要完成高中学业，毕业后再结婚”、“看上去充满青春气息，对生活充满热爱”，李陀先生说明这是媒体对他们的介绍。显然，这些文字的构建是为了表达一个观点：这两个年青并且“对生活充满热爱”（注意这几个字眼）女孩，若非现况把她们逼到绝境，她们还会这样不顾自己生死去充当人肉炸弹么？
反驳李先生这样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疯狂并不一定起源于绝望，也可能起源热爱。不过他们热爱的是他们信仰的东西，比如宗教理想或者具体某个人。我没有经历文革，但是以李先生的年龄，他是经历过的。当时其年正值风华，应该是正在编辑《北京工人》报的时间吧？他应该不会不知道，在北京中学，一些校长老师就是被李先生所认为“充满青春气息”的中学生杀死的，手段之残忍，听之恻然。至于他们是否“热爱生活”，我是不敢想李先生那样下结论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热爱生活”概念。这些杀人的少男少女，李先生是否会认为他们“深深的绝望”么？并且这样的暴行在全国都泛滥着，恰如李所说的“这两个女孩不过是许许多多爆炸中两次爆炸，在她们之前，在她们之后，都有长长的队列，何况，我们至今看不到这队列的尽头。”也不知道李先生当年是否有幸见过天安门前的数以百万计的如何壮观的红卫兵队伍，等候领袖接见。那种狂热，莫非也是“因为绝望”？
按李先生题目《恐怖：植根于当代文明内部的暴力形式》和文字所表达的，无论拉登、人肉炸弹、所谓解放组织、或者南京投毒案犯、石家庄爆炸案犯，等等，都是来自于文明，是文明内部产物。这就是李先生的逻辑。
“杰宁的废墟其实也是那些生活在穷国，生活在第三世界亿万无望的人的处境的象征。但是，全世界的媒体和舆论机器都被动员起来，极力掩盖这一可怕的事实。”。
李先生也太过于高估全世界媒体和言论的智商了，他假设了一个含概全世界的大阴谋，这实在属于“造境”范畴，用这种手法，按广东话来说是太“低B”了。这恐怕是他不愿意干的事。文学的激情描述让他连“设境”的防线都忘记了，开始臆想起阴谋论来。
真实的景况应该值得李先生抚额庆贺，我们不难看到，许多置身于外的媒体不断传回“以色列乱屠乱杀和美国动辄狂轰滥炸”的信息，无数人文学者在不断在分析恐怖的“深刻根源”。
“可以断言，只要这个世界的统治秩序不根本改变以消除普遍的绝望，以恐怖来反抗恐怖的战争就绝不会停止，目前也许不过是刚刚开始。”
这是李文最后一句，显然，李先生是认为恐怖来自绝望，绝望因为“这个世界的统治秩序”。归根究底，李先生是认为这个世界统治秩序有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秩序才会产生没有恐怖世界大同的世界呢？他没有明说，但是字里行间透着他对如今秩序的极度憎恨，“它们假装这世界是个美好的世界，科技在进步，市场在扩大，资本在流通，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揭穿了，他是期望一个平等的无差异世界，一个消失了各种仇恨的乌托邦世界。他认为现状是越来越糟糕的，原谅我用可怕的推理，不知李先生是否认为洪荒时代才是最合理的世界呢？
这不禁让我想起今年早些时候的“国际作家之旅”。里面有若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有我们所熟悉的本土诗人北岛。
且看这些人作出了什么“促进和平”举动吧，北岛在《午夜之门》里，用“劳动模范光荣榜” 比拟拉马拉市中心的“自杀烈士”肖像，他的造境语言也不错，“秀美的姑娘”更是“女烈士”；诺奖得主萨拉马戈更荒唐，他说“在这里发生的罪行可以与奥斯维辛相比。”
一位学人对这些所谓得为促进和平而去的国际作家议会说得好，“缺乏理性这一点还表现在，这些作家们没有摒弃传统的左右派别之争，在以巴冲突中，没能树立“人权至上”的现代标准。他们单方面地支持巴勒斯坦，不同时去维护以色列平民的人权，实际上鼓励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越来越多的人肉炸弹，又使得以色列极右强硬派获得更多支持，冤冤相报，和平的希望因此越来越渺茫。” 也正因此，这些作家宣称的“携带全球超越一切党派、为促进国际和平以及文化对话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和平愿望”的口号显得如此幼稚。
不久前，又一起恐怖事件发生在亚洲的印尼，最新公布的死亡人数是216人，受伤者309人。
李先生等人分析起来，恐怕又是绝望的恐怖事件，是对霸权的报复了。如今，就连一贯习惯于“分析深刻原因”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口吻都改变了：巴厘岛爆炸事件表明，恐怖分子就在不远处。文章说，尽管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敦促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但印尼当局在反恐问题上一直表现得很不情愿，既不敢正视自己国内存在着恐怖势力的事实，更不愿对这些恐怖组织采取断然的打击措施。这种暧昧和放任的态度，使东南亚地区的整体反恐力度大大被削弱，印尼甚至成为国际反恐战线上最薄弱的环节。文章披露，早在巴厘岛发生恐怖爆炸之前，美国情报部门就曾多次向印尼当局发出有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警告，并且对雅加达反恐措施的不力深为担心。对于这些，印尼政府在心态上一直都有抵触，认为这是干涉印尼的内政。
提醒李先生的是，这不是出于美国纽约时报或者英国某某霸权控制的报纸，而是惯于提倡文化多元化、互相尊重什么主权完整的《新加坡早报》社论，这报纸以往说美国霸权说的不比我们核心报刊差多少。
我也相信李陀先生不会忘记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土的事件，比如石家庄爆炸、南京投毒，如果还没有抓到凶手，不知李先生是否会构设着某种合理的“境”：绝望还是愤怒？可是结果可能令李先生大为失望，南京案中下毒的人并没有和谁有深仇大恨，他甚至和那家早餐店主熟稔，早餐店主并没有杀他全家，有令他绝望到毒死毒伤几百人的程度。李先生对这种不合他“设境”选择的事件，是大缄其口的。他关怀不了自己的国家的投毒分子，只好用无处发泄的悲悯之心，去关怀异国他乡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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